2018年0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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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取冤案教训 非法证据排除范围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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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网】(记者 单玉晓)近年来纠正的呼格吉勒图案、陈满案、聂树斌案等冤案都是在证据和事实认定方面出现错误,与刑讯逼供、非法取证紧密相关,如何防范冤案备受社会关注。为加强人权司法保障,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制定《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下称《规定》)。

6月27日,这份酝酿三年之久的文件对外公布,在一定程度上扩大非法证据排除范围,从侦查、起诉、辩护、审判等方面明确非法证据的认定标准和排除程序。受访学者及律师认为,此举是贯彻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重要举措,若能落实,将对完善针对侦查行为合法性的司法审查制度,防止冤假错案,提高司法公信力发挥积极作用。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瑞华提出,《规定》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调整是对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的重大发展。假如这些新的规则能够得到顺利实施,那么,检察机关、法院对侦查行为的合法性将会进行更为全面的司法审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遏制侦查人员程序性违法行为、为被告人提供权利救济等方面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陈瑞华同时提醒说:“应缩小书本法律与实效法律的差距,司法人员应当本着最大的善意,鼓起维护司法正义的勇气,脚踏实地地推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个案中的实施。”

北京市尚权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张青松律师、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教授吴宏耀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均表示,《规定》既有对现行法律的重申与强调,又有原有制度的突破与创新。“当然,徒法不足以自行,新的规则究竟施行效果如何,还有待于实践的检验。”

财新记者看到,《规定》共42条,先作出一般性规定,后对侦查、审查批捕、审查起诉、审判、辩护等各诉讼程序作出特别规定。陈瑞华、张青松均认为,将“威胁”、“非法拘禁”纳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对象,初步确立了重复性供述的排除规则,强化了律师的辩护权,确立了检察机关在审判前程序中对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主导权,确立了庭前会议的初步审查功能,重申了先行调查原则,强调程序性审查的优先性,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当庭裁决原则,完善了二审法院对非法证据排除问题的裁决方式等是《规定》的亮点。

但也有学者表示,《规定》制定过程中不少问题仍存在争议,希望今后予以完善。

比如,没有确立全程录音录像制度。根据《规定》,“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可以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录像;对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应当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录像。”该内容仍是对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的重复。而且,虽然《规定》提出“因客观原因侦查机关在看守所讯问室以外的场所进行讯问的,应当作出合理解释”,但是没有相应的程序性制裁予以规制,效果很难保障。

再比如,已有司法解释将刑讯逼供的行为列举为冻、饿、晒、烤、疲劳讯问等典型表现方式,但这次发布的新规没有具体列举,而是又笼统规定为“采取殴打、违法使用戒具等暴力方法或者变相肉刑等手段”,不如具体列举的方式操作性强。

吸取呼格案等教训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典型的程序性规则,在西方又称“毒树之果”原则,体现了程序不正当则其结果不予认可的程序法治精神,是现代法治国家的重要证据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功能在于防止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进而保障案件实体公正,从而最大限度防止冤错案件发生。

在规范层面,非法证据排除规则1998年以司法解释形式启动在中国的航程,于2010年以来加速推进。2010年,“两高三部”联合出台《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标志着中国正式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在立法层面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由于规定较为原则,政法各部门对非法证据排除的认识存在分歧,实践效果不佳。

随着呼格案、陈满案等冤案的平反,刑讯逼供问题受到社会高度关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严禁刑讯逼供、体罚虐待,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十八届四中全会进一步要求,健全落实非法证据排除等法律原则的法律制度,加强对刑讯逼供和非法取证的源头预防。

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戴长林在6月27日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根据中央改革要求,最高法院会同中央政法各部门研究制定了《规定》,经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34次会议审议通过。

“近年来发现并纠正的呼格吉勒图案等冤假错案,都是在证据和事实认定方面出现错误,都与刑讯逼供、非法取证紧密相关。”戴长林称,《规定》结合重大冤假错案反映的突出问题,明确非法证据的认定标准,完善非法证据的排除程序, 从侦查、起诉、辩护、审判等方面明确非法证据的认定标准和排除程序,有助于切实防范冤假错案产生。

扩大非法口供排除范围

应当排除的非法证据有哪些?根据《刑事诉讼法》第54条,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但上述定义较为模糊,阻碍非法证据排除实践。据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教授顾永忠介绍,司法实践中有两种倾向:一方面办案机关限制较严,一些通过变相刑讯收集的证据常常被认为不是排除对象;另一方面律师辩护掌握过宽,一些只是程序瑕疵的证据又被提出排除要求。

针对这一问题,《规定》将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细化为三种情形:采取殴打、违法使用戒具等暴力方法或者变相肉刑的恶劣手段,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遭受难以忍受的痛苦而违背意愿作出的供述,应当予以排除;采用以暴力或者严重损害本人及其近亲属合法权益等进行威胁的方法,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遭受难以忍受的痛苦而违背意愿作出的供述,应当予以排除;采用非法拘禁等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应当予以排除。

吴宏耀向财新记者表示,对于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2012年《刑事诉讼法》及相关规则规定:采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或者采用其他与其相当的非法方法——使被告人在肉体上或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和痛苦——迫使被告人违背意愿供述。在这种规则下,被告人“在肉体上或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痛苦”,是判定口供非法并予排除的关键,有学者将其概括为“痛苦规则”,该规则以当事人对于痛苦的耐受性为基础,将口供排除限定于“刑讯逼供”以及“等同于刑讯逼供”的方法。

而根据《规定》,殴打、违法使用戒具等暴力方法或者变相肉刑的恶劣手段、以暴力或者严重损害本人及其近亲属合法权益等进行威胁的方法——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遭受难以忍受的痛苦而违背意愿作出的供述,一方面,扩大了非法言词证据的认定范围;另一方面,在理念上,从纯粹的“痛苦规则”到吸收“自白任意性规则”的“意志内核”,一定程度上尊重了被告人的“内心自由”。

《规定》初步确立“重复自白”的排除规则也受到好评。重复自白又称重复性供述,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出有罪供述后,再次作出与前述供述相同的有罪供述。

“在中国司法实践中,假如侦查人员通过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手段获取了有罪供述,随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再次就同一事实所做的有罪供述,究竟能否具有证据能力?这成为一个存在极大争议的问题。”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瑞华表示,针对上述问题《规定》首先确立了重复性供述排除的条件,要求作为排除重复性供述的前提,侦查人员一开始采取的非法取证行为只能是刑讯逼供行为,而不能是其他非法取证行为。不仅如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后来作出的重复性供述必须与前面的刑讯逼供行为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做出重复性供述的情况是非常复杂的,对这类重复性供述假如采取一律排除的处理方式,也不符合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意图。”陈瑞华介绍说,为限制司法自由裁量权,《规定》确立重复性供述排除的例外情形:一是在侦查期间,侦查机关因为侦查人员采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而将其予以更换后,进行再次讯问的;二是在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和审判期间,检察人员、审判人员进行讯问的。在这两种情况下,讯问人员告知诉讼权利以及认罪后果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仍然作出有罪供述的,该供述就不再被列入排除规则的适用对象。

在程序方面,《规定》实现了非法证据排除的全程性。比如,新增“重大案件在侦查终结前由驻所检察官主动介入进行有关非法取证情形核查”规定,意在对非法证据早发现,早排除,通过关口前移,充分发挥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新增“书面告知调查结论”规定,填补空白,一定程度上有望解决排除非法证据申请无果的现实问题;明确“对于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调查结论,法庭应当当庭作出决定,在法庭作出是否排除有关证据前,不得对证据宣读、出示”,也明确规定“对于证据收集合法性的审查、调查结论要列入裁判文书,说明理由”,这对解决司法实践中存在的排除非法证据不够公开、说理不够充分等现实问题提供了钥匙,促进了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更加规范化。

此外,《规定》还确立了检察机关在审判前程序中对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主导权。

陈瑞华介绍,检察机关在审判前阶段主导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是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的鲜明特色。《规定》明确要求检察机关在侦查期间接受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的申请,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

陈瑞华表示,检察机关主导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在侦查终结前对侦查人员是否存在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进行核查,这要由驻看守所检察官通过询问犯罪嫌疑人来进行,并对核查过程进行录音录像;二是检察机关在审判逮捕期间可以对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提出的排除非法证据的申请进行调查核实;三是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期间也可以对侦查行为的合法性进行调查核实。检察机关经过上述调查核实,认定侦查人员存在非法取证行为的,可以排除有关证据,并提出纠正意见,不得将有关证据作为逮捕和公诉的依据。

《规定》还新增“法律援助值班律师”的规定。张青松向财新记者表示,这是首次将“值班律师”问题由理论探讨引入制度规定,一定程度上为今后探索建立完整意义上的值班律师制度开辟了路径。“但其对刑事辩护率的提升、对当事人权益保障的实际效果,还有待相关配套规定的出台和实践的检验。”

来源:财新网      来源日期:       本站发布时间:2017年0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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