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0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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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援助值班律师扩大履职范围的利与弊
欧阳晨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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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国安部、司法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部署推进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工作。

与之前的法律咨询服务业务相比,《意见》规定的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履职范围显然有了较为明显的扩大。2014年8月,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制定的《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工作的办法》,首次在中央司法改革文件中就建立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制度提出明确要求,并在相关配套文件中明确了值班律师的主要职责,仍是提供法律咨询和建议。

但是,在最新《意见》中,法律援助值班律师除了传统的解答法律咨询业务,还包括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试点中,为自愿认罪认罚的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提供程序选择、申请变更强制措施等法律帮助,对检察机关定罪量刑建议提出意见,对犯罪嫌疑人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应当在场,并对刑讯逼供、非法取证情形代理申诉、控告,等等。

不可否认,为法律援助值班律师赋予这些新的职能,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益保障会大有裨益。比如,在认罪认罚制度改革试点中,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的自愿认罪认罚,虽然节省了司法成本和诉讼资源,但诉讼程序简化后,也潜藏着法定权益被侵犯的危险。得到法律援助值班律师的助力,法律底线就不那么容易被任性突破,而有关人员的切身利益就能更好地予以维护。

再比如,对刑讯逼供、非法取证情形代理申诉、控告,也有利于防止违反刑事诉讼法、侵害人身权益问题的发生。今年6月,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国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专门就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对刑讯逼供、非法取证情形代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申诉、控告作出了规定。

问题在于,不管是从值班律师制度的探索阶段,还是中央明确提出建立值班律师制度,都采用了“法律援助值班律师”的表述。严格意义上,法律援助值班律师的工作方式、角色定位,与法律援助律师截然不同,特别是前者,并没被赋予后者所享有的会见、阅卷、调查取证等一般性辩护权利。在之前的试点实践中,就有看守所的值班律师想要会见被追诉人,结果被拒绝。毕竟,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并不等于法律援助律师。

这就牵涉到,为什么在法律援助律师之外,还要设立这样一种新的法律援助力量。《律师法》第42条规定,“律师、律师事务所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履行法律援助义务,为受援人提供符合标准的法律服务,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但这种法律援助义务的提供,主要基于刑诉法的指定辩护,并不能很好地解决有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初级需要”,即常态化的法律咨询之需。而这种法律之需,对“火烧眉毛”又“举足无措”的受援人而言,同样不可或缺。

而且,对于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在提供法律咨询之外,对刑讯逼供、非法取证情形代理申诉、控告,无疑将消耗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就此类业务的复杂程度而言,恐怕并非短暂的值班期间就能搞定。如果这些律师离开值班室,还“藕断丝连”带着任务,无疑将加重法律义务。如果这种状态成为“常态”,对值班律师而言,将成为难以承受的负担,也不利于长期坚持下去。

倘若仅是咨询业务,对于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处理这些应急性事务,以其法律知识和专业技能,可以说是“小菜一碟”,不但能迅速完成,还能在同样多的时间里,为更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咨询服务,如此法律助力产生的法律效益,也会更大一些。同样的道理,要求值班律师提供的法律帮助“多多益善”,反而会在最基本的法律需求上“打折扣”。环顾西方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制度,对法律咨询的主业,多年未见“改旗易帜”。

《意见》的出台,对加强人权司法保障、促进司法公正,意义不容低估,但任何制度创新的推出都应权衡利弊、依法而为,不宜“万千宠爱于一身”,否则倒可能成了“不可承受之轻”。(作者欧阳晨雨系法律学者)

来源:南方都市报      来源日期:       本站发布时间:2017年0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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