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0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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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刑”纠错同样彰显程序正义
金泽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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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8月11日,辽宁省公安厅正式作出国家赔偿决定,返还袁诚家夫妇各项财物款约6.79亿元,还对相关冻结的资金、茅台酒等作出了解除冻结、返还及赔偿的处理(9月7日澎湃新闻)。这一数额,刷新了我国国家赔偿金额的最高纪录。同时,本案的赔偿对象并非冤案的受害人,反而还是货真价实的“黑老大”,这也引起了许多人的困惑与议论。

本案涉及一个问题,有罪之人能否申请国家赔偿?对此,我国现行《国家赔偿法》规定,“受害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权要求赔偿。受害的公民死亡,其继承人和其他有扶养关系的亲属有权要求赔偿。受害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的,其权利承受人有权要求赔偿”。《国家赔偿法》还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第四条规定了赔偿请求人财产权被侵害后的可依法获得的赔偿权利: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一)违法实施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的;(二)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的;(三)违法征收、征用财产的;(四)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

可见,法律对于国家赔偿对象范围做了原则性的规定,并没有明确指出赔偿的申请人就一定是无罪当事人,没有排除有罪服刑人员主张国家赔偿的权利。因此,仅从法律的规定上看,服刑人员也是有资格申请国家赔偿的。

在本案中,袁诚家申请赔偿的依据是法院的判决书,这也甚是特殊。在二审时,法院虽然对袁诚家的定罪和量刑维持了原判。但辽宁高院认为,原判中17家企业财物及收益追缴和没收不当,应当予以撤销。而从《国家赔偿法》的立法本意和以往的大多数案例来看,主要是针对原本有罪的判决被改判为无罪或者轻罪后,当事人才有机会获得国家赔偿。而本案是因为部分财产判决有错误,而对犯罪人进行国家赔偿,这在之前尚未见先例。

实际上,针对被告人被判刑后,如何处分其财产的问题,我国《刑事诉讼法》有明确规定,即“在侦查活动中发现的可用以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的各种财物、文件,应当查封、扣押;与案件无关的财物、文件,不得查封、扣押”。而被告人与案件无关的合法财产和收入,一经法院判决确认返还,就应该返还给被告人。不过,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在公检法机关对被告人财产处置不当时,有罪的被告人应该怎么主张自己的财产权利。

另一方面,本案的赔偿数额高达6.79亿元,这其中包括返还扣押的转让企业款及支付利息2.62亿元;返还扣押钱款及利息4.12亿元;返还瓶装酒及不能返还折价赔偿70余万元等。因此,本案巨额的“国家赔偿”与其他冤案所获得的赔偿的来源有所不同。《国家赔偿法》第32条规定,“国家赔偿以支付赔偿金为主要方式。能够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的,予以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可见,在造成财产损害的情况下,是否支付赔偿金,以是否能够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为前提,只有在不可能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的情况下,才采取赔偿金的方式。本案的赔偿范围并不是来自于国家支付的赔偿金,而主要是以返还财产的形式,也就是将一些与案件无关的企业账户资金、车辆及没收不当的资金予以返还。人们不应该被巨额的数字吓到,实际上是退还的财产占大多数。

近年来,我国先后通过了物权法和民法总则,极大地丰富了法律对公民个人财产的保护。2016年11月,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中,也强调要坚持平等保护、依法保护为原则,严格规范涉案财产处置的法律程序,进一步细化涉嫌违法的企业和人员财产处置规则,依法慎重决定是否采取相关强制措施。这都说明我国公民财产保护的法治化进程已经迈入了新阶段。

另外,从本案的二审判决还可以看出,司法人员的审判意识也已发生了转变:即便对于有罪之人,也依然注重其正当权利的保护。这种转变对于限制公权力滥用,保护公民的合法财产,保障案件从实体到程序的公正,必将具有良好的示范效应。

(作者系同济大学法学院教授)

来源:南方都市报      来源日期:       本站发布时间:2017年09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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