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08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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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健全之后需要有效实施
南都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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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等五部门6月27日在北京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规定》结合司法实践,特别是重大冤假错案反映的突出问题,明确非法证据的认定标准,完善非法证据的排除程序,对侦查、起诉、辩护、审判等工作提出更高的标准、更严的要求。

司法机关不得采纳非法证据将其作为定案依据,这就是众所周知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我国从制度上确立这一规则的时间并不算晚,2010年颁布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法律界一般称作“两个证据规定”,而到了2013年刑事诉讼法大修时,又将“两个证据规定”的内容予以吸纳,正式成为成文法典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近年来因为一些重大冤假错案的曝光,社会各界反思甚多,其中焦点指向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法律界人士的普遍看法是,尽管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早已从制度上得到确立,但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却未能得到很好落实。

2015年6月10日《人民日报》刊文提出了“排除非法证据,到底难在哪儿”的问题,并给出了答案,“现行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存在条文不够细致、具体,司法解释过于保守、不适应实践需求,以及 两高 分别做出的司法解释之间存在一些看法不一的情况。比如除了刑讯逼供之外,通过威胁引诱欺骗的方法获取证据是否应当排除、如何排除,司法解释中并没有明确。”

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排非”问题日益引起决策层的重视。2016年6月27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其中特别提到“要着眼于解决影响刑事司法公正的突出问题,把证据裁判要求贯彻到刑事诉讼各环节,健全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意见》将健全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列为亟待解决的“影响刑事司法公正的突出问题”,显示的决心之大和意志之坚定不言而喻。

现在五部门联合发布排除非法证据的新规,显然是落实上述意见的结果。既是新规,新在哪里,自然是舆论最关注的问题。

长期以来,法律界人士对完善“排非”制度提出过不少建议,如确定非法证据的范围、切实发挥录音录像的作用、强化辩护律师诉讼权利保障、在不同机关之间建立制衡以及明确当事人一方申请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权利等。而细审新规,可以发现对这些建议都有呼应,无论是把“威胁”、“非法拘禁”纳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对象,将法律援助律师制度扩大适用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场合,还是要求重大犯罪案件讯问过程的录音录像“不得选择性地录制,不得剪接、删改”,都是法律界人士长期关注的议题,现在这些议题进入新规并正式成为制度的一部分,意味着在怎样防范冤假错案的问题上存在着基本的共识。

“排非”新规的出台,标志着中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体系趋于完整,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更为健全。而为了让制度完全发挥作用,在新规颁布之后,规则的有效实施无疑是最关键的问题。

促进“排非”规则的有效实施,首先需要个案推动。有报道披露,“两个证据规定”2010年确立,但直到2012年才在浙江宁波一起涉嫌受贿的案件中诞生了“排非”第一案,这说明确立了规则而没有个案的启动则意义甚微,而个案的启动需要司法人员以维护司法正义为己任,在司法实践中严格落实新规中所规定的具体条款。其次依赖罚则。制定了一项制度,违反者必须承担后果,反映到“排非”规则运用中,这种后果也代表着对当事人的一种救济。

来源:南方都市报      来源日期:       本站发布时间:2017年0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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