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0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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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法院推警察证人出庭 促庭审实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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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网】(记者 林子桢 实习记者 杜偲偲)“我保证实事求是,如实作证。”法庭左侧的半透明挡板后传来了警察证人的声音。这是7月12日北京第一中级法院(下称北京一中院)审理一起毒品案件的庭审现场。出庭作证的缉毒警察完全隐没在两米高的挡板背后,被控运输贩卖毒品罪的被告人望向挡板后的模糊人影,与这一特殊证人对质。

现场目击证人、证明取证合法性的警察、证明涉案专业技术问题的鉴定人……案件审理中,这些对证明案件事实起关键作用的证人、鉴定人,通常有必要亲自出庭与被告人对质,由法官直接判断证言内容的真实性,确保准确认定案件事实和证据。然而,警察等关键证人、鉴定人出庭率偏低,庭审质证走过场是中国刑事诉讼的长期存在的痼疾。同时,对处于刑侦一线的警察群体而言,他们有时需要隐匿身份甚至打入犯罪团伙内部。当电影《无间道》中的陈永仁需要走上法庭作证时,如何保护这类特殊证人?

财新记者从北京一中院获悉,该院刑事审判工作中,警察证人出庭稳步推进。据介绍,在近三年来该院审理的158件故意杀人、伤害致死及重大毒品类一审刑事案件中,出庭作证的警察占全部证人、鉴定人的62.9%。

2015年4月,北京一中院与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北京市公安局法制办公室三方会签《关于警察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的会议纪要》(下称《会议纪要》),对北京一中院及辖区审理的刑事案件中,警察证人、鉴定人的出庭范围、条件、程序作细化规定。

“根据《会议纪要》,法庭为出庭作证的警察设置专门的遮挡屏,防止暴露警察的身份信息、面貌特征,同时合议庭安排专人使用专用通道,负责将出庭警察接进送出法院,在物理上隔绝警察与被告人及家属的接触可能性。”北京一中院副院长陆伟敏介绍。

《会议纪要》还确定了警察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的案件范围。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87条,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的前提条件是法院认为“有必要”,但在以往司法实践中,公检法机关经常出现因对个案证人出庭是否有必要存在认识分歧而影响证人出庭的情况。

《会议纪要》将警察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的范围确定为“控辩双方对犯罪事实存在较大争议,在现场目击犯罪的警察需要出庭就其目击情况予以说明”等六种情况。

在警察证人、鉴定人确有出庭必要的情况下,如何启动出庭作证程序?由哪个机关负责对证人进行通知及督促?《会议纪要》明确,公诉机关提起公诉时,认为有警察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必要的,应当在证人名单中特别列明;合议庭在庭前经审查认为确有出庭必要的,应当事先联系公诉人及拟通知出庭的警察证人、鉴定人,就出庭作证事宜达成一致,并由合议庭法官签发《协助通知警察出庭函》送至市公安局法制办,由公安局法制办具体负责警察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的协调与督促。

北京市公安局法制总队副总队长杨峻岭亦表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有利于更清晰地还原案发过程;鉴定人员出庭作证“比如解析毒品含量成分等”,有利于审判人员认定案件的因果关系,帮助社会公众认清案件的性质,与书面的笔录材料、鉴定意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提高证据的证明力。

他介绍,自2013年以来,北京市公安局民警应法院要求已累计出庭作证60余人次,涉及的案件主要是故意伤害、故意杀人、毒品犯罪和妨碍公务类犯罪。

陆伟敏亦表示,三年来,北京一中院审理的凡是有关键警察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的案件,全部质量良好,无一被上级法院改判或发回重审。“关键警察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对法官通过庭审查明关键事实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比如,被控贩卖毒品罪的被告人肖某,在携带300克甲基苯丙胺途中被抓,但到案后坚持否认自己贩卖毒品。为了在庭审中准确认定肖某究竟构成贩卖毒品罪还是非法持有毒品罪,合议庭通知参与该案侦查工作的缉毒民警出庭作证。警察在庭审中对各自掌握线索来源以及抓捕细节进行详细证明,并回答了被告人及辩护人提出的质证意见和问题,最终合议庭认定肖某的行为构成贩卖毒品罪。

7月12日开庭的毒品案中,被告人乔某与另两名被告人在携毒进京途中被警方查获。乔某辩称自己只是陪同另外两名被告人进京,对车内的毒品并不知情,亦不参与贩毒。为查明乔某是否明知车内藏有毒品这一关键事实,合议庭通知参与实施抓捕的两名警察到庭,对抓捕被告人的过程作出说明。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明确要求完善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保证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2016年10月,经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这份文件提出,要完善对证人、鉴定人的法庭质证规则。落实证人、鉴定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提高出庭作证率。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法院认为该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

陆伟敏同时表示,经过三年实践,警察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仍有一些问题有待改进,比如关键证人出庭作证能力技巧不足、出庭作证补偿机制不到位,以及证人保护制度有所欠缺等。

一方面是客观困难。陆伟敏解释,比如一起案件的警察证人正在侦办另一起案件无暇脱身,客观上无法保证出庭作证“随叫随到”。“不过,我院辖区内的法院,目前尚没有出现一例法庭通知警察证人出庭却不来的。”陆伟敏称。

另一方面,在制度设计上,虽然《会议纪要》规定了一些针对警察证人的人身保护措施,但陆伟敏提出,仍需继续完善对这类特殊关键证人的全面保护措施,不仅保护他们的人身安全,还要保护他们在一线的工作不会受到影响。

“目前我们已经遮住了关键证人的体貌特征,将来是不是可以将警察证人出庭作证的声音做适当的变声处理?不然潜伏的犯罪组织可能一听声音就知道你是谁了。”陆伟敏说。

与行使国家公诉权的公诉人相比,辩护律师在调取证据等诉讼资源配置方面处于明显弱势地位。“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证人、鉴定人的出庭率一向较低,警察证人出庭的更是凤毛麟角,律师想申请警察证人出庭更是难上加难。”北京市律师协会副会长庞正忠表示,这方面还有很大改进空间。

陆伟敏亦表示,让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才能真正保障被告人及辩护人充分行使质证权,案件裁判过程才能充分体现正当程序,也才能进一步提高司法公信力。

来源:财新网      来源日期:       本站发布时间:2017年07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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